澳门新葡亰网站 1吕思勉
吕思勉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他在很多著作中都探讨了历史的定义和价值,其史学成就有目共睹。然而他在一篇文章中对岳飞、秦桧的评价却掀起轩然大波,这是怎么回事?
吕思勉(1884.2.27—1957.10.9),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
吕思勉史学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吕思勉“诋毁”岳飞】
1937年4月15日,上海《立报》刊出一篇评论文章,题为《大学程度的时局观》,作者署名“杜文”。文中写道:“胡先生当时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痛骂岳飞是军阀,而高赞秦桧是一个有眼光有手腕的政治家,想为‘今之秦桧’张目”……后来胡先生的高见,编入一本什么《白话中国史》里去,由某大书馆,代为出版。不幸得很,这部书毕竟是被查禁了!”
据此文所言,吕思勉竟然是承袭了胡适的观点,并将之写入《白话本国史》的。针对这一破天荒的“大发现”,熟知文坛掌故、有相当文史功底的曹聚仁也按捺不住了,即刻撰文予以驳斥,并于当年4月19日发表于《立报》之上,题为《关于岳飞与秦桧》。曹文称:“《白话中国史》,出版于民国十二年,胡适的文章,刊于民国二十一年的《独立评论》,说该书作者把胡适的意见编入,未免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显然,曹认为吕著不可能承袭了胡适的观点。因为吕著出版在前,胡文发表在后,彼此相隔近十年时间,的确是风牛马不相及了。然而,曹的论述也是有失误的,因为那篇事关岳飞评价的胡适文章,其发表时间与发表刊物,他都没有写对。
胡适所撰《南宋初年的军费》,写成于1924年10月30日,发表于1925年1月3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1卷第4期。该文主要是从史料角度做简要考察,并得出结论说“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冤枉也”。而于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吕思勉所著《白话本国史》,则比胡适此文发表出来要早了一年多的时间。且与胡适的顺带提及不同,吕著对秦桧有着更多的正面评价,对岳飞则仅以军阀视之,认为他“只郾城打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
如果说,胡适的文章只是顺带着替秦桧翻案;那么,吕著则显然是更为明确要重新评价岳飞,正经八百地要为秦桧树碑立传了。其“贬岳尊秦”的特异观点,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爱国家思想有明显的抵触,而此刻,又正值国家接连经历“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吕著被查禁,也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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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江苏常州人,满清第二位状元吕宫之后,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中国近现代史学四大家之一(其他三位是陈寅恪、陈垣、钱穆),国学大师。此外吕思勉尚是钱穆的老师。病逝前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一级教授。

一、 《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史学代表作之一

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的第一部历史专著,被誉为“中国史之第一名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吕思勉以一己之力开创了中国通史编撰的先例。

《白话本国史》是作为中学历史选修教材出版的,使用了通俗的白话文,去掉了晦涩难懂的文言词语,成为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在当时评价很高。该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销量最大的中国通史著作,也因此奠定了吕思勉中国近现代史学大家的地位。

二、 《白话本国史》“贬岳尊秦”的观点获史学界广泛认可

在《白话本国史》中,吕思勉对秦桧有许多的正面评价,对岳飞则仅以军阀视之,认为他“只郾城打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

对于秦桧,却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

其实,当时的学术界,关于岳飞和秦桧,与吕思勉观点相近者很多。如清华历史系教授、宋史专家张荫麟,即“对岳飞评价不高,同意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说岳飞是‘军阀’的观点”,考试时还曾出题“论岳飞”,引导学生参考各种不同史料来评价岳飞其人。1925年1月3日,胡适也在《现代评论》第1卷第4期刊文《南宋初年的军费》,分析了岳飞等大将割据一方,朝廷无力供养,地方财源被断等状况,认为“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同一时期,郑振铎、茅盾也发表过近似观点。

只不过,吕思勉是唯一一个在教科书中,按自己“求真”所得结论为秦桧喊冤的学者。

三、 《白话本国史》畅销12年后成禁书,“有用”压倒“求真”

国难〔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舆论开始指责《白话本国史》,说他贬低岳飞、为秦桧喊冤,是在替主张对日和谈的“民族败类”辩解。

1935年,该书终于酿成了一个大事件。3月5日,南京市市长石瑛签发训令:严禁《白话本国史》在南京销售,严禁学生阅读《白话本国史》,并呈请教育部通令查禁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

澳门新葡亰网站,一本1923年出版的畅销教科书,卖了12年才酿成全国性事件,“愤怒的民意”滞后这么久,乃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当局和“民意”所需要的“岳飞”,并不一样,“有用”压倒“求真”。

四、 《白话本国史》遭遇泛政治化,吕思勉被告上法庭

1935年3月,南京《朝报》刊文为吕思勉喊冤。《朝报》的竞争对手《救国日报》的总编辑龚德柏,看准商机,用最大号的字体,在自家报纸上大骂吕思勉是汉奸,攻击《朝报》替汉奸讲话。整个三月份,两份报纸天天对骂,将此事一举炒成了全国热点,民间舆论也被炒得怒气腾腾。

龚德柏一意要将事情闹大。1935年5月份,一纸诉状将吕思勉告上了法庭,指控他犯了“外患罪”___贬低岳飞,是削弱国人的抗日意志,是向日本侵略者献媚;为秦桧喊冤,是替“主和派”汉奸们开脱。

舆论虽然汹汹,法院的判决却出人意料地冷静。法院认为:吕思勉所著《白话本国史》,写于东北沦陷之前,不可能有向侵略者献媚、为汉奸开脱的用意,只是“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不构成犯罪。最后,法院判定吕思勉“无通谋外国,危害民国独立与领土完整之事实”。

五、 《白话本国史》1938年版,吕思勉违心地对“贬岳尊秦”的内容进行修改

面对非议,吕思勉坚持“求真”,一度拒绝修改。

此时,岳飞已成抗日救国符号,吕思勉所著《白话本国史》遭国共两党共诛之,蒋介石更是以岳飞自居,“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中的范文澜和吕振羽先后著书《中国通史简编》和《简明中国通史》驳斥吕思勉“贬岳尊秦”的观点。

总的来说,抗战期间环绕着对岳飞与秦桧的贬、尊之争,实关乎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之争。所以1938年再版《白话本国史》时,吕思勉没能承受住压力,违心地对“贬岳尊秦”的内容进行了修改,但特别加上了一段话:“历来外敌压迫时,总有一班唱高调的人,议论似属正大,居心实不可问,然不能因此而并没其真!
所以自宋至明,一班好发议论的士大夫,也是要分别观之的!”

“有用”再次压倒了“求真”!

六、 吕思勉致死都不服气对1923年版《白话本国史》的指责

《白话本国史》给吕思勉带来无穷烦恼,书遭禁,人被告上法庭,但直到晚年,吕思勉也没服气。

吕思勉主张将“求真”放在第一位,多次公开讲,当“激发学生爱国精神”和“讲述历史真相”这两者发生冲突时,他将明确选择后者。

1952年,吕思勉重提往事:“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予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

七、 倍受争议的岳飞,褒贬反复一直未停止

抗日战争仍至新中国成立前,国共两党都视岳飞为“精忠报国”
、“抗击外敌”的中华民族英雄。1949年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岳飞作为“还我河山”的历史标签,长期备受蒋氏父子推崇。

新中国成立后,岳飞被指镇压杨幺农民起义,“民族英雄”的光环被摘下。文革中岳王庙及岳墓尽毁。

文革结束,岳飞“精忠报国””的中华民族英雄形象再次复活,岳王庙及岳墓得以修复。

但在2003年之后,中学课本里的岳飞又不再是“民族英雄”了,改称为“抗金英雄”。编写2003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余桂文等专家们认为:岳飞不是民族英雄,原因有二:第一,他们打的是内战;第二,把他们树立成民族英雄的典型会阻碍民族团结。照此逻辑,说岳飞是“内战英雄”、
“阻碍祖国统一和民族大融合的祸首”也不为过。

无论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单就岳飞及岳家军的武功而论,`夸大失实“莫须有”之处就很多。如著名的朱仙镇大捷,八百破十万之类,都是子虚乌有的,现在的岳飞博物馆的岳飞征战图上,便勾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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