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站 1蒋鼎文
蒋鼎文被称为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由此可见,蒋鼎文还是很受蒋介石重用的,我们来看一看蒋鼎文简介,了解蒋鼎文与李培基之间发生了什么。
蒋鼎文简介
蒋鼎文是国民党高级首领,曾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蒋鼎文生于1985年,卒于1974年。蒋鼎文因骁勇善战,被称为“飞将军”,并在国民党将士中有很大的威信。
蒋鼎文早年间在浙江陆军讲武堂修学,毕业之后,曾率领国民士兵参与第三次围剿共产党和第五次围剿共产党运动。抗日期间,蒋鼎文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等职位,组织国民力量积极展开抗日救亡运动。从蒋鼎文简介来看,他一生参与的两件大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悠久的影响。一件事情为中山舰事件,另一事件为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中,因他积极发挥“信使”作用,为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4年,蒋鼎文等重要将领率领了四十多万兵力参与日军豫湘桂战役,从兵力来说,蒋鼎文兵力比日军多三到四倍。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抗战,蒋鼎文节节败退,二十多万士兵都死于日军之手。随后,蒋鼎文失去三十八座城池一事被世人所得知,他只知伤亡严重,便退出了军政界。1945年,蒋鼎文弃军从商,并开办了很多工厂。1949年,蒋鼎文跟随蒋介石退回台湾,1974年,蒋鼎文在台北病逝。
蒋鼎文李培基
蒋鼎文、李培基都是国民党人士,2012年上映的电影《一九四二》带领观众走进了1942年河南爆发大饥荒的历史时期。其中,蒋鼎文和李培基精彩的对手戏,让人不禁想要去了解饥荒背景下的故事。通过百度得知,李培基享年83岁,他曾参加过反清斗争、反抗袁世凯斗争。
后来,李培基先后投靠了阎锡山和蒋介石。1940年,李培基在河南为前方组织出兵出粮任务,李培基每次贡献的粮食总能位于前茅,所以深得国民政府表彰。1942年时,李培基在抗战五周年上代表讲话,大体意思是说,河南一带的灾情并不严重,粮食也以保障百姓日常生活。其实,1942年的旱灾已经十分严重了,但是李培基向上级隐瞒了灾情。当时,蒋鼎文是李培基上属,河南发生大旱灾时,李培基应该先给蒋鼎文报告,再由蒋鼎文向中央反馈,这样才能及时有效的赈济灾民。
通过资料记载,李培基没有及时向蒋鼎文报告这次严重的旱灾,当中央了解河南旱灾严重情况后,蒋鼎文反而受到了批评。当时担任河南地政部长的李敬斋曾写过一篇文章,并发表在《春秋》杂志上。他指出正是由于李培基的犹豫和糊涂,才导致河南很多百姓都死于这场旱灾中。除此之外,李敬斋还提到,蒋鼎文为了赈济灾民,他曾号召部下节食,将省下的粮食拿去给灾民。从中看出,面对饥荒灾情时,蒋鼎文、李培基持着相反态度。

没有人民,便没有国家

——兼评《一九四二》

今天去了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深感规模宏大,气象万千。但美中不足是布展有些平铺直述,没有突出人民战争的主题,而人民战争,才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

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在日本投降前就解放一亿多人口、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关键就在于认真落实了毛泽东主席制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方针。相反,国民党在抗战中之所以一再丧师失地,龟缩于西南一隅,根本原因也在于执行了一条不依靠人民、甚至是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这一点,在2012年上映的《一九四二》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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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河南人,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反映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公映的第一天,我就赶去看了。我最担心的是,拍贺岁片起家的冯小刚可能不太适宜拍这种悲怆沉重的历史题材。因为从当年拍《甲方乙方》开始,冯氏一路走来,其作品的风格就基本是以调侃、“一点正经没有”为特征,他可能拍不出这类题材应有的历史厚重感。

我的这种担心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这样一部反映人间惨剧的电影,居然有很多不适宜的“笑点”。比如在逃荒途中,一心想利用饥荒传教的传教士安西满发现一老太太死了,但却闭不上眼睛,便赶去给她做弥撒,他庄重地唱道“上帝就在你面前”,然后用手去合她的眼睛,抬起手来一看,死者依然双目圆睁,再唱一遍,再用手去合,亦复如是,影院里随即响起了一片轻快的笑声,一时间,悲剧似乎变成了闹剧。诸如此类桥段还有不少,是冯导担心观众过于沉重?抑或仅仅是一种惯性?不解。

影片的另一个不足是缺乏阶级分析的视野,这当然不是冯小刚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近三十多年来文艺作品的普遍现象。事实上,整个民国时代,每到灾荒年景,地主老财总是乘机压价兼并小自耕农的土地;军警、商人等也大批购进土地,造成阶级矛盾激化。许多地方,灾民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夜集明散……甚至捣毁乡公所、区署、群起暴动者,此种现象,遍地接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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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九四二》中,主角老东家和其他农民一样完全成了灾荒的受害者,整个电影就是以老东家遭到灾民抢劫,儿子被杀,家道败落开始的,由于影片没有对老东家此前剥削农民的背景有任何交代,反而把他和长工栓柱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温情脉脉(他在逃难途中还拿出自己不多的余粮周济瞎鹿,不让他卖孩子),甚至连他自己的千金小姐,孤僻自傲的星星也因为不堪忍受饥饿而主动报名卖身到窑子里,观众对他充满了同情。但是要知道,在三四十年代,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土围子并且拥有武装护卫的地主,绝非一般富人,多数属于一方豪强,甚至是恶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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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影片在细节上也存在一些硬伤。比如在逃难途中,栓柱为了救回被国民党溃兵抢走的星星,胳膊上中了一枪,星星还为他包扎,但镜头一转,栓柱的臂伤竟奇迹般地消失了,老实说,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导演,冯小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实在很不应该。

不过,尽管影片在细节上存在种种不足,但观众仍然可以从对灾难的展示中获得一定的启示。在笔者看来,观众能够从《一九四二》中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就是: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如果一个政权把人民视为包袱而不是依靠的力量,最终必将走上于人民为敌的道路,并为人民所抛弃。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十分耐人寻味: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专程赴重庆面见蒋介石,打算向他报告河南的灾情。蒋对李的来意心知肚明,却故意安排在自己飞赴缅甸之前召见他,并让机要秘书向他报告一大堆“重大事件”,包括准备与罗斯福、丘吉尔的会谈,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等,使李培基感觉“委员长要处理的每一件事都比我的事重要”,知难而退,蒋也就顺水推舟,乐得继续佯装不知道河南灾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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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细节虽属虚构,但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蒋介石的心态:出于对战争形势的悲观,他已经把河南当成一块随时可能放弃的领土,把河南灾民当成了一个给他带来拖累的包袱,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蒋介石对在河南救灾毫无兴趣,他一方面尽量在河南搜刮,另一方面甚至故意让河南沦陷以便摆脱自己救灾的责任。

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老人回忆,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随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只是减少,却并没有被免掉,更谈不上开仓赈灾了。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继续督催军粮,因为他们知道,军粮,才是蒋介石最关心的。

《一九四二》中,身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断然拒绝李培基减免军粮的请求,他说:“农民饿死了,土地还在;军人饿死了,国就亡了。”蒋鼎文的这句话,是有所本的,它来自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关于河南饥荒的报道。白修德采访时,发现农民大批地饿死,而国民政府和军队却仍不顾灾民死活横征暴敛,当他就这一点提出自己的质疑时,驻防河南的汤恩伯部一名军官告诉他:“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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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蒋介石集团内部,从最高统帅到下层军官,存在并共享着这样一种独特的逻辑:国家,可以以一种排除了老百姓的纯粹土地而存在。军队的宗旨,不是保卫老百姓/国民,而是保卫土地。如此,老百姓就成了军队的累赘,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甚至会成为军队的敌人。

理解了蒋介石集团的这种逻辑,我们就能够理解,1938年6月,蒋介石为什么能够毫无心理负担地决定“以水代兵”,下令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任由汹涌的黄河水奔腾而下,夺淮入海,却不向下游老百姓发出任何疏散的警报,致使八十九万民众在水中丧生。黄河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河汊,无法耕种,另有大片土地变成了贫瘠的盐碱地。此后黄河水连年泛滥,频繁决口。黄泛区土地经过大旱炙晒后,又变成蝗虫迅速滋生的温床,为1942年的大饥荒种下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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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中,河南的灾民在地狱般的处境里辗转挣扎、死亡于沟壑,蒋介石却在重庆忙于作秀。他接见、抚慰几个由阵亡的高级将领遗孤组成的“童子军”,邀请其中一个春节的时候到家里过年,同时却任由成千上万同样年龄的河南儿童成为饿殍。国民政府的官员最关心的是如何能让重庆市民整齐地喊出“welcome!”,以取悦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但对赈济河南的灾民却毫无兴趣。据史料记载,1942年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代表到重庆,请求国民政府免除灾区征粮数额,蒋介石不但不见他们,而且还不让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回来后也承认河南灾情很严重,但仍然没有引起蒋介石的重视,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引发了美国舆论的哗然,国民政府才拖拖拉拉地着手救灾,可这时,超过300万河南民众已经被活活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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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早就认识到人民才是力量之源,他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着名论断,指出“战争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唯一宗旨。1943年春,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陕甘宁边区,仍然接受了近万名河南灾民,在晋冀鲁豫边区,仅太行、太岳两区的就接受25多万河南灾民。

事实上,由于陕北的贫瘠和国民党的封锁,当时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遇到的粮食问题,比国军要严重得多,但毛泽东选择的解决方案,不是“饿死老百姓喂饱军队”,而是“大生产运动”,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机关和部队每年需细粮3900万公斤,自己生产的就达1500万公斤,大大减轻了边区了人民的负担。1942年,陕甘宁边区也遭受严重旱灾,受灾面积856185亩,损失粮食79720石,受灾人口352922人(边区政府民政厅:《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使用概述》),但却完全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澳门新葡亰网站,遗憾的是,不知究竟出于什么考虑,冯小刚和刘震云在影片中完全不提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救灾,《一九四二》被拍成了“没有共产党、八路军的一九四二”。影片到了最后,老东家和他捡到了一个小女孩成为饥荒最后的幸存者——如果这就是一个民族面对饥荒结局的话,那么这个民族一定灭绝。这个绝望的、没有任何希望的结尾,完全不能解释三年之后抗日战争的胜利,七年之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

中国有些文化精英,不认同毛泽东和共产党为中国选择的道路,内心深处希望他们不曾存在,但如果从中国现代史上抹去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中国和中华民族又是完全没有希望的——这是一个令他们感到尴尬又无法超越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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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以及国军对待人民的态度,决定了他们自己的命运。在1944年日军发起的豫湘桂战役中,向豫西溃退的国军有5万多人被愤怒的农民缴械,有些甚至被活埋。1944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豫湘桂战役为什么失败?》的社论,指出“军队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军如寇仇”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而蒋介石最关心的军粮,则通过汤恩伯之手转交给了日军——日军占领汤恩伯部的军需仓库后,发现里面囤积的面粉就有100多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在抗战胜利后展开的国共内战中,蒋介石美式装备的数百万军队不旋踵即风流云散,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

《一九四二》中,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蒋介石曾无限感慨的缅怀起北伐时“事事皆顺”的局面,但最终他也没有想明白这样的局面为什么再也没有出现——蒋介石没想明白的事,后人应该想明白,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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