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语言基本上是人为建构出来的,把它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志,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在民族语言的建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民族语言的未来发展,应采取积极和务实的态度,把小语种、小语言不断在历史进程中被淘汰看作符合民族间交流与融合之常态。霍氏的观点尽管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痕迹,但他注重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和在全球视野下反思人类社会的历史,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而在普遍社会历史观和整体史观基础上对语言民族主义予以说明和解释,这一点明显地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分析方法,为人们全面了解世界民族主义的特点和走向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思考和研究的学术范式。关键词: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民族语言;民族主义;语言民族主义

如果将霍布斯鲍姆的“十九世纪三部曲”当作一个分水岭,那么其西方史学研究有哪些突出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批英国学者一方面具备马克思主义视角,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经验主义史学传统,传承了英国传统文化的经验主义气质,对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梁民愫对本报记者表示,就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取向来看,其史学作品的时间跨度和研究内容,最远回溯至17世纪的农民社会政治反抗和18世纪的下层普通民众生活行为等,前近代及近代早期的社会历史分析。对世界历史体系进行史学构建在论及霍氏思想的先进性时,梁民愫表示,霍布斯鲍姆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史学价值关怀,完成了一种对世界历史体系的史学构建。


澳门新葡亰网站,英国;社会历史;马克思主义;学者;史学研究;分析;世界历史;政治;后霍布斯鲍姆时代;影响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文化史学家。①他在14岁时于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始终未曾脱离该党,有左派雄狮之称。他的历史研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新左派评论》的著名编辑安德生(P.
Anderson)所言:霍氏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②作为一个对历史和现实都热切关注的学者,霍布斯鲍姆对于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认为,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人类已经步入了21世纪,回首过去的两个世纪,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无疑是无法回避的话题。笔者认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是促使霍布斯鲍姆对民族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并进行专题研究的动力之一。在当今的西方学术界,几乎任何一本有影响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著作都少不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评价、介绍和引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也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含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构成了支配20世纪的两个重要思潮马克思主义和目由主义理论的共同缺陷。③安东尼史密斯曾言:在191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是民族主义研究的主要学派之一。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形成成熟的理论,但在东欧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对这种现象给予了相当大的注意。考茨基、卢森堡、鲍威尔和伦纳(Renner)、列宁和斯大林等都对这些问题做了大量研究。事实上……他们是在连续性上最好的民族主义研究者。④霍布斯鲍姆在其著作中也曾表露过这样的观点: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诉求竟有那么高的重叠度,向来对政治现实独具观察力的列宁,便是因为看出这点,才将殖民地视为共产主义的主要基地之一;在历届共产国际大会上所引发的民族问题著名辩论,不仅只是声讨那些陆续受到民族口号感召的工人在共产国际眼里,他们理当只听从共产国际及阶级解放的召唤。他们更想解决的是,如何应付工人政党同时支持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事实。只要出发点是以改变现状为诉求,都必然会和社会或政治革命扯上不解之缘。更有甚者,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反而变成是推动人民起而加入民族运动的重要机制。……史实证明,以社会革命为诉求的运动,最后反而成为带领民众投入民族运动的急先锋。⑤霍布斯鲍姆承认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或许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作为一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霍布斯鲍姆为何对民族问题投注了如此大的心力。近代以来,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作为民族构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的民族语言,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演变,经过了民族语言操持者的濡染,形成了超稳定的人文结构。对民族语言进行研究,也向来受到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者的重视。古今中外的学者和政治家们,从他们生活的年代和所从事的学科性质、政策应用等视角,对该问题进行了阐释。其中,霍布斯鲍姆的有关论点应该说不乏真知灼见,予人以深刻启迪。一、语言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语言基本上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就像现代的希伯来语一样,都是后来才创造出来的。语言本是一种人类创造的工具,有其规则与限定,但本身并不神秘,它代表着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可能性。通行语言并非自然演化而来,而是人为建构的,特别是要把它变成印刷物时,人为力量更是不可或缺。⑥也就是说,语言只是区分不同文化群体的标准之一,绝非主要、亦非不可或缺的标准。所谓民族语言的神话,可以追溯至基督教《圣经创世记》中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故事:创世之初,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出于骄傲,人们想建一座通天之塔。耶和华对人类的骄傲感到恼怒,于是使人们的语言变得互不相通,从而在造塔的人们中间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只好放弃了造通天塔的狂妄打算。⑦。按照《圣经创世记》的说法,人类由语言一致到多种语言的产生是上帝对野心勃勃的人类的惩罚。实际上,民族语言的真正内涵,和民族神话所宣称的说法根本就大相径庭,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正好和民族神话所说的相反,民族语言并非民族意识的基础,而是如同豪根所说的,是民族意识的文化加工品。⑧也就是说,民族语言只是从各种不同的通行语言之中,精炼出一套标准化的对话方式,然后再把所有的通行语言降格为方言。⑨那种神秘的民族认同感加上柏拉图式的语言观,基本上可说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而非真实的语言使用者所建构的意识形态假象。这种民族语言概念纯属文学性的,并不见于实际生活当中。⑩而在制造民族的时代,意味着民族必须同时合乎逻辑、顺乎自然地转变为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每一个国家有其连成一片的领土,领土则由民族成员居住的地方划定,而民族又由其过去的历史、种族成分、共同文化以及语言(这点愈来愈重要)来确定。(11)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指出的,霍布斯鲍姆的理论代表了二战后学术界对先前流行的演化决定论(evolutionary
determinism)的反动,因为演化决定论视民族的兴起为历史演进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12)而霍布斯鲍姆则认为民族是18世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

4月29日至5月1日,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举办了
“后霍布斯鲍姆时代的历史”国际会议。会议从多个视角探讨了霍布斯鲍姆思想对历史学科发展的影响。如果将霍布斯鲍姆的“十九世纪三部曲”当作一个分水岭,那么其西方史学研究有哪些突出的变化?本报记者带着这一问题采访了中外学者。

英国社会环境利于霍氏思想诞生

英国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中心主任加雷思·琼斯(GarethJones)介绍说,20世纪60年代,社会历史学为学术界开启了一道闸门,让不少学者惊叹于工业革命时期与前工业世界的巨大反差。在这一时期,霍布斯鲍姆正是社会历史学领域的先锋人物,其《原始的叛乱》一书启发性巨大,一方面介绍了乡民社会鲜为人知的历史,另一方面为学界提供了思考前工业化城市背景的新路径。

琼斯说,20世纪50—6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相对薄弱,更为突出的还是其实践性和政治性。霍布斯鲍姆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让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史学接纳马克思主义。

琼斯认为,早年在奥地利、德国的生活经历对于塑造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甚为关键。在目睹了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后,霍布斯鲍姆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进入了终极危机。此后在剑桥大学的学习则加深了霍布斯鲍姆的思想,他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求教于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莫里斯(ChristopherMorris)和克拉彭的追随者约翰·索特马什(JohnSaltmarsh)。但事实上,霍布斯鲍姆在剑桥大学真正崇拜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莫理斯·多博(MauriceDobb),追随多博一方面意味着有机会
“认识英国大学中唯一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同时还有机会接触到
“英国一位少有的共产党员”。

琼斯说,霍布斯鲍姆思想的诞生与成熟有赖于英国社会的整体环境。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国知识分子相对安全,他们的政治思想主张不受侵扰,不像法国的学者受雅各宾民族主义的刚性框架制约,也不必像德国学者一样做出政治选择,更不会像美国学者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和钳制。

“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批英国学者一方面具备马克思主义视角,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经验主义史学传统,传承了英国传统文化的经验主义气质,对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局限于对本国历史的叙述,在方法论、解释类别上同样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于20世纪60—70年代发展成为国际史学中一个重要的史学派别。这其中,汤普森的‘道德经济’、‘自下而上的历史’,以及霍布斯鲍姆的
‘原始的叛乱’、‘发明的传统’等尤为重要,在新领域的探索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琼斯说。

将史学分析置于全球视野中

西方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即随着1987年《帝国的年代(1875—1914)》的问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十九世纪三部曲”改变了西方的史学研究。

如何解读霍布斯鲍姆对19世纪世界历史的全盘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梁民愫对本报记者表示,就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取向来看,其史学作品的时间跨度和研究内容,最远回溯至17世纪的农民社会政治反抗和18世纪的下层普通民众生活行为等,前近代及近代早期的社会历史分析,重点展现了19世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等近代民族、国家、区域的社会历史,突出分析了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和科技等众多影响因素的演变轨迹。霍布斯鲍姆这段时期的史学研究对象较广,涉及英国、欧洲、亚非、拉丁美洲乃至全球其他地区。

论及世界断代史与世界通史的关联性,梁民愫表示,霍布斯鲍姆的“年代”研究成果,是历史学家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研究实践与历史建构的系列思考和精神产品,或许一开始他并没有精心计划而系统推进四部所谓的
“年代”写作任务。但随着一部部新作的问世,他慢慢地明确自己的史学目标诉求,并在历史写作实践中逐步调整,有意识创建一种关于社会历史的学术思想和解释体系,形成了关于近代以来世界整体社会历史或世界历史的宏观考察构想及其历史表现。因此,从历史发展的时代条件和史家著述的个体选择关系的角度说,霍布斯鲍姆的“年代”研究实践、叙述风格及其著作体例,可以非常方便地使读者将其作为自成体系的世界断代史或单独著作来解读,又成为后来者整体考察其史学思想体系的最好蓝本。

梁民愫认为,从这些“年代”涉及的所谓
“双元革命”、“民族与民族主义”、“区域文化”、“国家政治”和“世界文明”等重大主题、历史进程和思想观念来看,霍布斯鲍姆的有关论说和整体社会历史解释模式,无疑成为国际史学界关于“革命史研究”向“社会史研究”转向、“文化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结合的重要范式转变。例如,在史学实践中,霍布斯鲍姆在《工业与帝国》等著作中,运用大量的事实材料和史学的解释方式,阐明了英国开启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之先,而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以工业革命为标志,人类社会分成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个阶段的历史演进。

美国密歇根大学当代史教授杰夫·伊雷(GeoffEley)对本报记者说,“霍布斯鲍姆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从20世纪50年代至其去世,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都占有重要位置。马克思主义史学致力于书写普通人的历史,无论工人、工匠、农民,力图捕捉社会的全部风貌。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年的欧洲)》中提出了
‘双元革命’,即法国政治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将之视为产生现代世界的温床。在霍布斯鲍姆的‘十九世纪三部曲’及随后的《极端的年代》中,他积极地将史学分析置于全球视野中,这在他的其他论著中也有所体现。”

对世界历史体系进行史学构建

在论及霍氏思想的先进性时,梁民愫表示,霍布斯鲍姆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史学价值关怀,完成了一种对世界历史体系的史学构建。霍布斯鲍姆通过具体而微、宏观而巨的史学实践方式和历史表现形式,呈现了其整体社会史的世界历史图景和社会历史运动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宏大叙事与微观分析的结合。既有对大事件、大发展和重大变革作出的宏观叙述,如关注现代化进程研究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工业化研究
(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市场化研究(小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现代市场经济),也有关于社会生活状况的描述和基层社会史的研究,如社会下层生活方式、妇女、家庭和社会团体、社会盗匪和农民问题、劳工阶级的斗争方式、文化意识和心理思想等,这些都是宏观下的微观叙事分析。

其次,“自上而下看历史”和“自下而上看历史”两种史学分析视角和阶级理论方法的结合。在资本主义世界史体系研究中,既有重视上层精英阶层引领的社会历史重大变迁和重大事件的分析,也有关于下层社会阶层参与改造社会历史状况的描述。有百年革命等政治军事变革的历史解释,也有意识形态和文化科学艺术等层面的历史叙述。

最后,史学传统实证研究方法与新史学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从事史学研究的立场,撰写史学著作的辩证方式,应始终关注和表现的态度是,一方面要利用系统实证阐述方法,另一方面又力求避免叙述过程只是将已知的事实做一番陈列式总结。研究并非是叙述何时何地发生何事,而是要对事实进行归纳,对社会历史作整体的分析与综合。

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现代史讲师扬·鲁格认为,时至今日,霍布斯鲍姆论著中的很多话题仍具有强烈的现实相关性,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的崛起、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即当今学者如何在后霍布斯鲍姆时代继续进行解读过去的工作?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克里斯·威克姆
(ChrisWickham)告诉本报记者,“社会和经济在过去如何运作?如何比较这一运作?我想是后霍布斯鲍姆时代史学家遇到的较为普遍而关键的难题。这里提到的‘过去’不仅是距离今天不远的过去,还包括更为久远的历史。”

伊雷则认为,“后霍布斯鲍姆时代,历史学家面对的关键挑战有两方面:一是着重将当代的环境灾难历史化,深化对于气候史的研究;二是将社会史与文化史更为有机地结合起来。”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