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仰是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领域,信仰建设在人们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下十分重要。信仰的概念、历史和现实三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澄清。在马克思历史观的视野里,信仰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存在,虽然信仰一旦生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归根到底来说信仰的生成与演进是受经济基础决定与制约的,随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从现实来看,信仰在今天的中国肩负着时代未来的重要责任,信仰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设必须是科学的。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关键词:信仰 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 科学信仰

[编者按]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历史研究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即我们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研究实践中真正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须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本期圆桌会议发表4位作者的文章,以期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将研究成果惠寄本刊。

作者:周婷,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武汉 430079)。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推进历程和前景展望

林甘泉同志在回顾20世纪50年代的史学成就时,对当时史学界就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展开的热烈讨论和争辩,做了言简意赅的回溯,将在讨论和争辩中大多数史学工作者达成的理论共识,概括为六点:

“第一,历史不再看作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历史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第二,历史变动的原因不应单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而应着重考察这种变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

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杰出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最终决定历史命运的力量是人民群众。

第四,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第五,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第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

半个世纪以后,当我们回头翻阅当年参加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一系列大讨论的老中青几代学者的文章,还有从事高校教材编写和讨论的众多学者的论着,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先生概括的六点共识是十分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澳门新葡亰网站,就我有限的感触而言,那时不仅老一辈和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持有上述共识,还有新中国建立后才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众多老一辈史学名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持有上述共识。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真诚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历史研究,在研究和教学中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世界史方面,我们且以先生为例,看看老一辈史学名家当时怎样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是着名的中外兼通的史学名家,那时他是以斯宾格勒、汤因比倡导的文化形态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新中国建立后,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编写了新的教材,发表了一批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学术论文。先生l956年发表的《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着世界》一文,开拓了世界史研究的新视野。l984年先生发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一文,堪称这一视角的新的开拓和发展。先生1957年发表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运用唯物史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对世界古代史的分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实际上都属于封建社会,只是有前期和后期之别。雅典和罗马一度盛行过的奴隶制,只是封建社会前期的一种特殊现象,不宜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生提出“广义封建社会”概念,也可以说是对先生这一思路的进一步发展。我个人认为,先生、先生的这一思路,同马克思的“三形态说”有吻合之处。马克思确实是把“家长制的,古代的”的形态合起来称为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第一大形态”或“第一大阶段”[2]。在50年代,马克思关于“三大形态”的论说的着作还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先生居然能够凭自己的理解提出与马克思的论说有所吻合的见解,这表明他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不是教条式地学习和运用,而是以它作为指导,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研究。虽然我对先生的一些说法和用语并不赞同,但是对他那种科学地而不是教条式地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我是钦佩的。

像先生那样认真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老一辈史学名家,还可以举出许多。这些事实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在那时确实是深得人心的。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之所以在当时的史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同,我觉得首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使革命取得了胜利,使大家都切身感受到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这势必使许多历史学家想到,马克思主义既然能够指导革命取得成功,那就可以证明它是真理;既然是真理,它也就可能指导历史研究取得成就。就我的感触来说,那时许多历史学家,特别是年轻学者,有这样的心态。这是促使他们接受唯物史观的巨大动因。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得到广泛认同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制定的在学术上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学术风气,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早在1953年,在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关注下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并筹办《历史研究》杂志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历史研究要体现“百家争鸣”的精神。因为当时在古史分期问题上郭沫若和范文澜是观点不同的两派,中央决定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这样“可以把历史研究的阵营搞起来,学术问题可以在各所进行讨论”。其中有些话可能就是毛泽东的原话[3]。我觉得,其中“阵营”二字特别值得注意,它可能具有互相争辩的“学派”的意思。在这样的精神激励下,学术争鸣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畅所欲言的氛围中展开,蔚然成风。这种气氛十分有利于促使人们认同唯物史观的真理。

不幸的是,“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健康的学术氛围不久就遭到了“左”的倾向干扰。如先生指出,“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把雷海宗认为奴隶社会‘只能是例外,不可能形成通例’的学术理论观点,当作‘右派分子’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来批判。1958年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批判运动,一大批着名史学家被当作‘白旗’受到无端指责……史学家尚钺因对古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独立见解,也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加以批判。这些政治运动挫伤了史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助长了史学领域中错误倾向的滋长”。这种“左”的倾向在“文革”期间达到极端疯狂的程度,连吴晗、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有的含冤去世。[4]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真理声望就这样在广大善良的知识分子和读者大众的心目中遭到灾难性的损毁。

尤为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真理声望在遭遇灾难性破坏之际,正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末遭到空前沉重的挫折之时,同时也是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空前猛烈的攻击之时。这给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石的唯物史观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现实生活中的巨变,在对唯物史观缺乏深入理解的一般人们的思想中,引起了极大困惑: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取代,是否意味着唯物史观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已经被“证伪”了?而且,由此推想,以往一直强调的“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推进的整个历史发展规律是否都难以成立了?一些阐述唯物史观的论着把生产力水平的标志归结为生产工具,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样来论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以及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和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这些论说在苏东剧变以前用来解释当时的现状和历史,虽然难免留下一些疑窦,但在不加深究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那是真理。然而在苏东剧变以后,不少人难免会在现实和历史的联系中产生新的困惑:苏联和东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又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两次转变都是在作为“生产力标志”的生产工具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通过政治权力实现的转变,这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显然是难以服人的。由此,人们就不免怀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或原理是不是被“证伪”了呢?或者,如果像一些论着所言,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历史的必然,反之则是偶然,或者说,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必然,挫折是偶然,这样解释也势必引起困惑:区分必然和偶然的标准是什么呢?辩证法和诡辩的区别在哪里呢?……总之,在逆转的现实和种种的困惑冲击下,人们原来的一些信仰、信念动摇了,甚至被否定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再来回顾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在不同程度上取得的那六点共识还剩下多少呢?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绝不会灰心丧气,而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最具权威性的证据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伟业已经从严重挫折的教训中找到了适应新形势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已通过30年历史进程中取得的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证明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生命活力。实践中的辉煌成就正在激励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怀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研究和思考唯物史观的科学含义及其对历史学的指导意义,重新审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严格的科学含义,重新审视什么是规律,什么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些都是涉及科学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百家争鸣热潮中,实际上都或多或少触及了。当时是以“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名义和命题进行讨论的。不幸的是,随着“左”的倾向逐步升级,“争”和“鸣”都渐渐销声匿迹了,而疑窦和困惑的阴影却继续在人们脑海中萦绕。在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和西方敌对势力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猛烈攻击的冲击下,那些阴影被激活起来,像冲破堤堰的洪水一样冲垮原来就不很坚实的信仰和信念。这正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深刻教训。我们也正是从这一教训当中找到了重新振兴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康庄大道:那就是像马克思那样坚持严格的、彻底的科学态度,开展实实在在的百家争鸣,针对科学哲学和历史哲学的那些根本性问题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含义,紧密联系现实和历史的实际,展开畅所欲言的自由讨论和争鸣,切勿再犯把学术争论当政治问题对待的历史性错误。我们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亲自倡导的百家争鸣方针,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一定会重新赢得科学的声望,而且在人类思想史和社会历史科学史上攀上一个新的高峰。


[1] 《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36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l979年版,第l04页。

[3]
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4] 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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