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通过对“张之洞档案”的系统阅读和细节考据,不仅揭示了张之洞、康有为两派各自的内幕及其对立情形,有助于澄清戊戌前后迷乱的政情与舆情,还通过对张之洞情报网络的悉心勾勒,前所未有地走进晚清权臣张之洞的内心,描绘出另一幅现实版的.张之洞广布情报网络戊戌前后是张之洞洋务事业的上升期,也是其仕途发展的关键期。尽管晚清电报费用极其昂贵,即便是朝廷与督抚之间的官电联络,也限定字数不能过多,但张之洞为获取重要情报,从不在电报费用上斤斤计较。张之洞对其情报网络的加密张之洞高度重视情报的安全与保密问题。张之洞情报网络的快捷性及其反情报侦探除保密性外,张之洞的情报网络还具有突出的快捷性。

张之洞;电报;发电;情报网络;杨锐;康有为;叮嘱;张也;幕僚;急电

茅海建先生在晚清政治史领域的系列研究成果,往往都能引起近代史学界的瞩目。其新著《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也不例外。该书通过对“张之洞档案”的系统阅读和细节考据,不仅揭示了张之洞、康有为两派各自的内幕及其对立情形,有助于澄清戊戌前后迷乱的政情与舆情,还通过对张之洞情报网络的悉心勾勒,前所未有地走进晚清权臣张之洞的内心,描绘出另一幅现实版的,却更加令人信服的晚清“官场现形记”。这也是长期以来学界“心知肚明”,但受资料所限,在传统政治史研究中通常只能“点到即止”的领域。

张之洞广布情报网络

戊戌前后是张之洞洋务事业的上升期,也是其仕途发展的关键期。受甲午战败的冲击,原先在晚清政坛上长期充任主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失势,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势力相对放大。尤其张之洞,凭借旗帜鲜明的改革理念和脚踏实地的改革实践,不仅赢得独步一方的政治筹码,也成为许多官绅士子景仰的政治偶像。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张最终未能成功挤入中枢政坛,但其始终身在湖北,心系国运,在各地广布眼线,着力搜集各类情报,以便随时掌握舆论动向和政治风向,制定进退应对之方。

其情报网络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主要通讯手段是电报、信函;尤其电报,以其方便、快捷、可靠的优点,最为张之洞所看重。尽管晚清电报费用极其昂贵,即便是朝廷与督抚之间的官电联络,也限定字数不能过多,但张之洞为获取重要情报,从不在电报费用上斤斤计较。如“百日维新”期间,他通过幕僚叮嘱乔树枏:“比来朝政日新月异,阁下信电颇稀,殊深跫望。师帅命即由祥记兑寄百金,以为电资,用完续兑。”“戊戌政变”前夜,张又致电幕僚钱恂:“以后发电宜详明,万勿过简练,易误解。尤必添加‘急’字。电费可开报。望用急电即复。”在情报人员的选用上,张也是精心挑选、层层布置,并且赋予其各自不同的情报定位。其中既包括其亲属、幕僚、师友、门生、属臣、家臣,也包括其熟识与仰慕者,既有临时为其所用者,也有专门雇用的情报员(如天津委员巢凤冈、上海委员曾磐)。而张之洞的情报网络,相当程度上即反映了他的政治人脉。

张之洞对其情报网络的加密

张之洞高度重视情报的安全与保密问题。时人来往电报,往往会在电文中注明发电人、收电人。然而戊戌前后,为确保其主要情报渠道的畅通和联络双方的安全,他都会亲自约明来往密电代号。如指示张权:“以后此间密电下署‘迂’字,汝来电署‘可’字。”指示杨锐转告沈曾植、张彬,“以后来电勿庸书名。”发电黄绍箕:“以后敝处密电署‘拙’字,来电下款署何字?并示。或‘绥’字亦可。”发电钱恂:“以后敝处密电下署‘愚’字,来电下署‘心’字。”等等。

澳门新葡亰网站,除对联络双方的身份以代号形式加密外,有些重要电报,张之洞还会不厌其烦,叮嘱对方阅后销毁。如为避免被“康党”抓住其协助汪康年争夺《时务报》的把柄,张特意叮嘱赵凤昌,转送汪康年一阅后,“索回付丙”。又,发电张权:“复电以‘可’字或‘慎’字冠首,不必署于尾。即刻复。盐。此电即付丙。”发电黄绍箕:“此电及各处来往电,务即付丙。”杨锐被捕后,张之洞除动员各方关系营救外,也非常担心杨锐家藏文件的外流,曾提醒张权:“渠处文字、函电,事前曾预加检点?即复。”而为防止黄绍箕遭到顽固派暗算,张也叮嘱黄:“各处函电,务宜付丙。必须格外谨慎。”

张之洞情报网络的快捷性及其反情报侦探

除保密性外,张之洞的情报网络还具有突出的快捷性。《另面》一书征引“张档”时,曾特意将其来往电报的收发电日期、电报韵目代日等一并抄录,从而为我们统计张氏信息网络的快捷性提供巨大方便。依照“张档”的收发电时间差可知:戊戌时期,从京师、天津到武昌的电报,急电当日或隔日到,慢者5—7日内到;而从上海到武昌的电报,最快4个多小时就能收到!倘若经由驿站马递,如折奏、信函之类,一般20多天才能收到。正因为如此,急需紧急情报时,张会特别叮嘱对方急电速复。如“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张发电杨锐,命其将电报中相关事宜“均速电复。加急字乃速。”当听闻康有为奉旨督办《时务报》的消息后,张也叮嘱汪康年,复电时“须加急字,不可吝电费。”正因为如此,张氏此期许多电报都被冠以“急”、“千急”、“万急”或“急、急”、“急、急、急”字样。

反情报侦探,也是张之洞非常在意的。甲午战争后期,为游说法国出面保卫台湾,张曾特地发电驻津粮台胡燏棻:“兹有电奏一件,万分紧要,必须秘密。天津奸细太多,恐漏泄,只可用尊处密电本寄呈。请照录,专差飞速送呈总署。”戊戌正月,为防止康有为刺探己方情报,张专电叮嘱杨锐:“康长素与仆有隙,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而对于“坐津”巢凤冈同时发电张之洞与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做法,张也随即提出严厉批评:“此后若非明发事件,凡有关系大局者,只可密电本部堂衙门,断不宜分电司道各署,免致播扬。切要。即电复。”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当时不仅是张之洞,各地督抚在京师及重要地区,可能也都派有坐探。而李鸿章对于各省督抚,尤其张之洞,将其情报网络伸到自己眼皮底下的情形,也是心知肚明,曾感慨“胡云楣是南洋坐探”云云。“胡云楣”,即胡燏棻,时负责督办驻津粮台。胡本是李鸿章的亲信,却经常与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暗通款曲,由此也可窥见当时张氏坐大、李氏失势情形之一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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