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梅屋庄吉:推动辛亥革命的日本人》,[日]小坂文乃著,吴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25.00元

梅屋庄吉与孙中山一见如故,并承诺“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孙中山曾在庄吉和服短外褂的背面挥毫写下了“贤母”二字,赞颂梅屋庄吉夫妇像慈母一样不求任何回报地支援辛亥革命。

茫茫人世间,有一种人可遇不可求,那便是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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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始于两个人“恍然隔世的相逢”
,“未识心先许,开襟语便诚”便是对这种情感的高度概括。它是爱与欣赏,专注与容忍,是一种高度的灵性的契合,同时还包含至死不渝的情感。孙中山和梅屋庄吉(1868—1934)便是这样的异国知音。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德夫妇,摄于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于日本避难期间。
(图片由小坂文乃女士提供)

梅屋庄吉,日本长崎人,早年经营对外贸易,后改操电影业。15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上海看到多数百姓一贫如洗,“中国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在街角林立,中国民众饱受欧美列强的欺辱。而在他的家乡长崎,称中国人为“那边的人”,这个称呼含有对中国人的尊敬和亲近之情,然而眼前的这种反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生就一副侠肝义胆的梅屋庄吉对欧美列强心生愤怒。

梅屋庄吉(1868-1934)。日本长崎人,与孙中山一见如故,并承诺“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孙中山曾在庄吉和服短外褂的背面挥毫写下了“贤母”二字,赞颂梅屋庄吉夫妇像慈母一样不求任何回报地支援辛亥革命。

看到了中国人的苦难与悲哀,梅屋庄吉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是日本人的朋友加兄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回想起来,这一时期铭心刻骨的感受成为梅屋庄吉日后同情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使这个年轻人从此开始思考亚洲的未来。也许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在孙中山29岁、梅屋庄吉27岁时,二人相遇相知。

自上世纪以来,中日两国间介绍孙中山和梅屋庄吉革命友谊的传记、歌剧及各种大型展览层出不穷。但是作为梅屋庄吉的后人,因为严格遵守先人的遗嘱,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对过去的历史始终保持缄默。后来,梅屋庄吉的曾外孙女受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的鼓励,终于打破沉默,依据独家珍藏的历史资料和口耳相传的秘闻,写出了这段令世人震惊的历史片段。

他们第一次在梅屋庄吉于香港经营的照相馆见面,便倾心畅谈,引为知己,一致希望能实现中日间的友好、亚洲的富强和人类的平等。为此,二人交换了盟约“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自从与孙中山成为莫逆之交起,他的一生都在为筹集资金支援辛亥革命而奔走四方。

“这是一段跨越百年的伟大友谊,非常荣幸能够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重新挖掘出来,带给今人。”面对众多媒体记者和学者,小坂文乃这样说。百年之前,她的曾外祖父梅屋庄吉是孙中山一生的好友和资助者。

身为富豪的梅屋庄吉是个浪漫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深知革命只靠信念和理想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为了实现理想,必须调动充分的人力。而为了调动人力,资金就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梅屋庄吉在当时最尖端的产业——电影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始终依靠这个产业支撑着他的庞大出资:筹备革命武器和弹药,发行机关刊物,派遣医疗救援队,创建革命军飞行大队,专心培养中国的飞行员。此外,还对那些为推动辛亥革命运动而奔赴中国的大陆浪人提供资金援助以及军票的制作。关于这诸多项目的支出,其资金总额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据日本经济学家统计,梅屋庄吉支援给辛亥革命的资金高达2万亿日元。

9月8日,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和广东省对外友好协会举办了以孙文和梅屋庄吉之交为主题的小坂文乃演讲会。由于梅屋庄吉曾留下遗嘱不宣扬此事,所以他和孙文的交往并不太为人所熟悉。国内许多关于日本和中日历史的专著,如日本研究的入门读物南开版《日本史》,都没有提及过梅屋庄吉这个名字。这位日本近代著名的实业家与孙文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直到近几年才重新受到世人的关注。而小坂女士提供的种种历史细节,则进一步让人贴近了那段激荡岁月。

孙中山一生有约1/3的时间在日本度过,是梅屋庄吉从精神和物质上全力保护和照料他,并帮助他收获了一份伟大的爱情。在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事饱受众人非议,二人内心倍感孤独的时刻,是他和夫人德勇敢地站出来,亲自为他们操办了婚礼。也正是在那场旷世的婚礼上,梅屋夫妇和孙中山夫妻分别结为义兄弟、义姐妹。
尤为令人唏嘘的是,孙中山生前,他嘘寒问暖,手足情深,孙中山去世后,他对孙中山的感情依旧未变。

照相馆成了梁山

1925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后,孙中山的长子孙科给梅屋庄吉发来了讣告:

即使没有和孙文的交往,梅屋庄吉也会因为他在实业方面的成就而载入史册。作为一个长崎人,他似乎命中注定要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早在日本锁国时代,长崎就是唯一能够保持对中国和荷兰商人开放的港口。长崎人都喜欢把中国人称为“那边的人”,这种称呼带有尊敬和亲切之意。14岁时,梅屋就藏在轮船鹤江号里来到了上海,可刚到就遭遇小偷,失去了全部钱财,只能为在上海的日本娼妓做一些体力活糊口。这段底层经历让他对中国人民当时的苦难有了深切的理解。

父亲孙中山十二日早上9点去世。谨此感谢生前您给予父亲的深厚情谊。

其后,梅屋在中国、朝鲜和南洋等地从事商业贸易。其间既有被评为选美冠军的风光,也有在菲律宾遭遇海难成为两个幸存者之一的奇遇。经过时间的历练,他小有成就,积累了一些资金,并在香港开设了一家照相馆。

梅屋庄吉的女儿千世子记得接到噩耗后的父亲一边叹息一边说道:“在孙中山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他。我不会再遇见那样伟大的人了。”

1895年3月的一天,在孙文的导师和救命恩人、英国人康德黎博士的介绍下,孙文和梅屋有了他们的首次相会。虽然双方只谈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由于梅屋也是康德黎的好友,所以他的品性和志向已为孙文所知。于是几天后孙文又主动到访,将自己的革命理念和盘托出。“从康德黎博士那里得知你热爱中国,心系亚洲未来。今日一见,果然是位侠肝义胆的忠义之士。”孙文以此作为开场白。

梅屋庄吉给孙科和宋庆龄发去了唁电:

两人畅谈中国、亚洲和世界大事,感到相见恨晚。梅屋庄吉当即许下了一生的诺言:“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

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大恩人,也是世界伟人。现在他离我们远去,不仅是贵国的不幸,也是整个亚洲的不幸。悲痛哀悼,感慨无量。只有仰天长叹,呜呼。谨表哀悼之意。从遥远的地方献上一份心意。

当时孙中山29岁,梅屋庄吉27岁。

为了送朋友最后一程,梅屋庄吉拖着病体前来中国参加葬礼。葬礼前,他独自去西山碧云寺看望孙中山的遗体,在当天的日记里,梅屋庄吉用坚定的语气记下了如下誓言:

后来照相馆就成为了他支持革命活动的基地,用梅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照相馆只是表面的招牌,总之这里成了革命志士云集、安营扎寨的梁山”。

孙中山虽死,但其精神不死。在发给我的电报上,孙中山说过的“整个亚细亚民族复兴主义”将作为遗训永垂不朽。我要待在中国作为导师贯彻此遗训,并为之终此一生。我已做好精神准备。

在梅屋庄吉的支持下,孙文发起了反清的第一次起义—广州起义,梅屋费尽心血筹集了600支手枪。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赴美避难,梅屋汇给他13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800万人民币。

梅屋庄吉是唯一一位与宋庆龄、孙科一道扶着孙中山灵柩回南京的日本人。从北京到达南京,作为40个抬棺人之一,梅屋庄吉和其他人一起扶着伟人的灵柩登上了中山陵的台阶,亲手安葬了孙中山。这些场景都被收录进当时拍摄的胶片,画面上出现的是用一块大手帕捂着脸失声痛哭的梅屋庄吉和妻子德。

梅屋庄吉以自己的财力和人脉支持孙文的革命事业,而他并没有因为这种“兴趣”而使自己的商业活动受到影响,相反,他的事业蒸蒸日上,这个事业就是当时刚刚兴起的电影业。1903年梅屋从东南亚回日本的时候,口袋里揣着50万日元的巨款,相当于现在的14亿日元。梅屋的电影公司后来发展成和东映、松竹等著名日本电影公司并列的“日活”公司。除了支持各国革命事业外,他私人还赞助了白濑矗的南极的科考,这是著名的“第一个到达南极点”国际竞争的一部分,也是亚洲人的首次南极科考。

失去知音后的梅屋庄吉一蹶不振,郁郁寡欢。但是,他觉得孙中山的伟大思想不能随着伟人的逝去而被遗忘,于是决定制作七尊孙中山的铜像,赠送给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尽管此时的梅屋庄吉已经家道中落,但为了筹措制造铜像的费用,他甚至动用了妻子悄悄留给女儿的大笔私房钱。对此,千世子这样回忆道:

小坂文乃表示,在孙文的身边云集着形形色色的日本人,这些人各有各的考虑,但是梅屋庄吉确实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小时候就认为,“人皆平等,在危难之时相互帮助才是为人之正道。倘若世间如此,那距离和平之世界就不会遥远。”这个思想后来在《永代日记》进一步发展为“我坚信,当人世间达到了世界皆兄弟的文化境地之日,也就是没有偏见的日子到来之时”。

一天我被郑重其事地叫到了父亲的书房,而且父亲问我能否把我名下的钱借给他。因为父亲常发慈悲之心,动辄把钱施舍于人,所以这笔钱是母亲为了我将来在经济上有所保障,特意存在我名义之下的,有股票、银行存折等,当时的金额高达300万日元。

除了孙文,梅屋庄吉也和其他许多后来的重要人物交好。戴季陶曾请求梅屋庄吉抚养自己和一个日本女人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被蒋介石收养为养子的蒋纬国。在戴季陶写给梅屋的书简中,记录了此事的经过与他对梅屋庄吉和梅屋夫人德的感激之情。

父亲这样对我说:“如果这时作为敬仰孙中山之伟大人格的日本人制作几尊铜像的话,中国人就会把他作为神一般来牢记,就会了解三民主义和他的伟大。我如今退休赋闲,现在没有一次同时制作七个铜像的钱,所以想得到女儿你的帮助。”

在资助白濑对南极进行第二次考察的时候,中国革命的高潮到来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梅屋在这个过程里援助给革命军45.6万日元的款项(相当于现在的11亿日元),并且受上海陈其美委托,印刷当时革命军的临时货币“军票”。

在携全家出席铜像交接仪式的会上,当时的国民政府给了梅屋庄吉国宾的待遇。因为孙中山曾经吩咐过,“待革命成功之时,一定要邀请梅屋庄吉和他的家人作为国宾前来中国”。
梅屋庄吉一行坐火车前往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抵达后立即被接到蒋介石的私邸。据说,当时已成为蒋介石夫人的宋美龄站在大门口迎接梅屋庄吉一行,亲切称梅屋庄吉为“爸爸”,称德为“妈妈”,表示出热诚的欢迎之意。

最可贵的是,他派出摄影队跟随革命军人,拍摄纪录片,这是关于辛亥革命极为稀缺的影像资料。后来在孙文访日期间,梅屋专门为孙文一个人放映了相关影片,以弥补他在革命爆发时身在美国不在现场的遗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梅屋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不仅被日本军国主义者骂为“卖国贼”,还于病中遭到过逮捕。但是,晚年的梅屋庄吉为了不让中日之间发生战争,依然拖着罹患癌症的病体,四处奔走呼号,最终晕倒在火车站上,数日后撒手人寰。

澳门新葡亰网站,据小坂女士介绍,这盘胶片后来被送给孙文。几经周折,1990年日本放送协会寻访到胶片被保存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里,这段影片成为了现在国内相关纪录片的主要影像资料来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梅屋庄吉对自己为中国革命的付出并没有居功自傲,甚至还留下了遗言,嘱咐子孙保守秘密:“我基于与孙中山的盟约,参与中国革命。因此,与此相关的一切概不对外泄露。”

“鲜艳的近代、未来之色彩”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人的友情被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梅屋庄吉的曾外孙女小坂文乃女士在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的鼓励下打破沉默,写下这本《孙中山与梅屋庄吉:推动辛亥革命的日本人》,我们才知道竟然有这样一个日本人,不仅是孙中山夫妇一生念念不忘的人,还是一个不求任何回报地支援辛亥革命的义士!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文流亡日本(陪同的只有秘书宋霭龄和胡汉民)。由于担心暗杀,梅屋一直将孙文藏匿在他位于大久保百人町的私宅内。这个地方非常秘密,除了梅屋外只有犬养毅、宫崎滔天和头山满等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梅屋的家人和弟子都不知晓。即使如此,梅屋还是经常安排孙文等人改换住所。

孙中山的一生与日本及日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目前国内详细反映孙中山与日本人交往的作品却极为罕见。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依据独家珍藏的历史资料和口耳相传的秘闻,首次公开揭秘辛亥革命的资金来源,还深情地回顾了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交往经过,点点滴滴的往事中,闪现出人性至善至美的光芒,令人为之动容。

依靠梅屋等人的庇护,孙文一直在日本藏匿了3年之久。梅屋的女儿千世子回忆:“孙先生用听不懂的语言和父母说话。他总是亲切地称呼我‘宝贝、宝贝’,对我很是喜爱,还常买些巧克力和洋娃娃送给我,是个和蔼可亲的叔叔。”

对于孙中山和梅屋庄吉的友情,有这样一段评价颇为耐人寻味。江湖夜语十年灯在他的博客中这样写道:

梅屋和夫人德在生活上也对孙文有着无微不至的照顾。孙文曾手书“贤母”写在梅屋的和服外套上,这件外套至今仍被珍藏。

这样的故事太古典,仿佛只能出现于春秋战国、汉末六朝。

梅屋夫妇见证了孙文和宋庆龄的恋情。1913年宋庆龄结束在美国的学业,却首先前往了日本。这是因为她的父亲,也是孙文的另一名主要支持者宋耀如当时也在日本陪伴孙文。这样,宋庆龄于梅屋家中认识了孙文,并为其所倾倒。当时梅屋家里有一台当时罕见的“日本乐器公司”制作的日本最早的钢琴,现在仅存两台。宋庆龄在这台钢琴上演奏了贝多芬的《英雄》,以表达对孙文的崇敬。

这样的情节太传奇,仿佛只能出现于冯梦龙的《拍案惊奇》。

孙文也被宋庆龄所吸引,他回忆“在自己处于晦暗的人生低谷时,她就是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鲜艳的近代、未来之色彩。”1914年宋霭龄嫁给孔祥熙后,宋庆龄取代了姐姐成为孙文的英文秘书。两人很快相爱。

这样的情义太深厚,仿佛只能出现于金庸的武侠小说。

如人们所知,这段恋情遭遇到了大部分的人反对。而梅屋夫人德是最早察知此事的人。她曾劝说孙文:“在年龄上,你和庆龄堪比父女,一旦结婚会缩短寿命的。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孙文则断然回答:“如果能和她结婚,即使明天死掉也无怨无悔。”

作为一名日本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梅屋庄吉在《永代日记》中这样写道:

德理解了这份心意以后,立刻找来孙文的另一名秘书陈其美,吩咐他说:“你马上去趟上海,要保守秘密。去见一下庆龄,把孙中山先生的心意传达给她。”

我坚信,当人世间达到了世界皆兄弟的文化境地之日,也就是没有偏见的日子到来之时。

梅屋本人是在陈其美出发后才知道这事,他没有生气,只是对德说:“真服了你,你做了件好事。不过,女人的直觉挺可怕的。”

当初孙中山为了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曾为赢得日本的支持,频繁地与日本人交往。因为这个原因,曾多次遭到过自己同志的警告!想必孙中山生前,一定为这件事苦恼过。恐怕在时隔百年的今天,也未见得有多少人能真正懂得他们的友情。这也许就是孙中山生前除在梅庄吉和服短外褂的背面挥毫写下了“贤母”二字之外,对其只字不提的主要原因。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也许更多地是出于“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与谈”的心照不宣。

婚礼之前,对这件事恼怒异常的宋耀如冲到日本,在梅屋家门口大喊:“我要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据梅屋的记录,孙文出现后,宋耀如瞬间判若两人,双膝着地,深深埋下头说道:“拜托你关照我那不懂事的女儿。”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日期间,专程去东京松本楼(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共同进餐的地方)参观了那里陈列着的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留下的大量的照片、信件等珍贵的历史资料,并写下“中日友好,世世代代”

1915年11月10日(国内有不同的时间记载,此为梅屋家的记载),在梅屋家举行了双方的婚礼。对于梅屋和德的照顾,宋庆龄后来曾以罗莎蒙德·孙和中山琼英等笔名多次给德写信,表达感激之情。信中透露,宋庆龄在日本时,侍女的薪水都是由德支付的。

转眼间,辛亥革命已迎来100周年的纪念。

梅屋并没有停止在其他方面援助中国革命。讨袁战争爆发后,梅屋专门聘请了当时日本著名的飞行家坂本寿一创办了革命军飞行学校,培养飞行员。随后组建的革命军飞行队,相关资金也来自梅屋。1915年7月,坂本亲自驾机,带领飞行队参加了在山东潍坊的作战。可以说,革命军飞行队也算是中国空军的雏形之一。

假如我们能了解这段中国和日本跨越海洋缔结的珍贵友情,相信一定会感慨良多的。当人们心灵中的某块坚冰开始悄悄融化的时候,我们也许才能距离历史的真相更近。

因为这段往事,中国空军司令许其亮2008年访日时的欢迎宴专门设在松本楼(梅屋庄吉的孙女嫁给了拥有松本楼的小坂家)。许其亮专门谈及了革命军飞行队:“中日两国之间有过一段不幸的历史,但是我们必须超越这段不幸。梅屋先生为中国作出的贡献,我们中国人绝不能忘记。今天,我们也要为建立这样坚实的两国关系而努力。”

为中国革命献出一兆日元

1925年孙文去世以后,梅屋就把人生的主要精力转移到对孙文的纪念和斡旋中日两国的战争之上了。他专门铸造了4座巨大的孙文青铜像赠送给中国(目前四座铜像分别保留在南京、广州和中山),这些铜像的制作和运送费用相当于今天的1.5亿日元。为此梅屋不得不动用了女儿千世子名下的私款。同时他还筹拍电影《大孙文》,只是后来中日关系恶化,这部电影最终半途而废。

在日本侵华年代,梅屋被一些人斥责为“卖国贼”,日本宪兵搜查了他的住宅,并一度拘捕了他。但是在这种状况下,梅屋本人依然试图挽救中日关系。九一八事件以后他曾和孙中山长子孙科通信,表示“对中日间的纷争感到遗憾,愿意依据国民政府的意见努力解决”。

1932年,他和日本军部的人会面,希望促成中日对话,但是被东条英机等人拒绝了。

在1933年的一次新闻访谈中,梅屋公开说:“一部分人想凭借武力征服中国,但是,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动用武力的话,迟早必定会遭到武力的还击。我面对中国人时,就如同面对日本人一样,是同样的心情。了解我的中国人也把我当做同胞来对待,没有任何戒备隔阂。也因此无论任何问题都会顺利地迎刃而解,不会发生不愉快。我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丢掉过往的感情问题,从内心能够真诚相待。日本应该主动设法这样去做。”

1934年,在斡旋中日关系的奔波上,梅屋终于病倒,于11月23日去世,享年65岁。在他的葬礼上,蒋介石赠送了花圈,他的灵柩覆盖着日本和中国两国的国旗。

梅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并没有因为自己为辛亥革命付出的努力而自傲,相反,他留下遗言嘱咐子孙保守秘密:“我基于与孙中山的盟约,决意参与中国革命。于此相关的日记、信件等概不对外泄露。”

梅屋去世以后,夫人德和女儿千世子一直居住在上海。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多次颁布特别指令保护他们一家。蒋介石执意劝说德留在中国,而最终德还是返回日本为梅屋守灵。蒋介石特意安排了美军的运输船送她们回国。德于1947年去世。

此后,梅屋的后人在日本过着平静的生活,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他们一直无法回到中国。直到1978年,宋庆龄邀请千世子夫妇访华。事后宋庆龄还给千世子回信:“时间和形势永不能抹掉这宝贵的友谊,什么也不能抹掉它。”在“不能”的下面,宋庆龄特意画了一道横线。

后来千世子的女儿主和子嫁到了世代经营松本楼的小坂家。松本楼本身也是梅屋和孙文在日本经常聚会的场所。2008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的时候,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特意在松本楼设宴招待了胡锦涛。而在两国众多学者和政治家的鼓励和帮助下,小坂文乃开始整理曾外祖父的文件、书信和日记,终于使得这段历史重新浮出人世。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梅屋一生给中国革命事业贡献的金钱,折合成现在货币高达一兆日元之多。”小坂文乃说,“作为他的后代,我认为如果能把这段美好的友情传递给日中两国的人民,能够让日中两国的民众内心感受到些许温暖,那就是莫大的欣慰,而这也正是梅屋庄吉留给他的子孙的最丰厚的精神财富。”

小坂文乃:他们的友谊只增不减

从小在英国长大的小坂女士亲切和蔼,在广州花园酒店西餐厅进行的采访中,她尽量满足记者在摄影和提问方面的种种要求,专访时间一再延长。采访结束时,已接近下午3点,她忙了差不多4个小时,未进午餐。谈起一百多年前血与火的往事,她时常陷入对历史的沉思中,仿佛那段历史才刚刚结束。

不解之缘

时代周报:你曾外祖父的一生,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当时为什么选择到中国来经营自己的事业呢?

小坂文乃:长崎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它位于日本西端,当时是日本唯一保持着跟国外通商的城市。另外,它距离中国大陆又近,所以长崎人的一些思维想法,和大陆比较接近。也因为如此,梅屋庄吉自己的梦想就是去中国。长崎人从历史上和地缘上,具有与大陆人亲近的一种自然感觉。

时代周报:你曾外祖父倾其一生资助中国革命,是基于他和孙文的个人友谊、自己的信仰还是对中国的同情呢?

小坂文乃:梅屋庄吉倾其毕生支援孙先生的事业,应该主要是对孙先生的一种崇敬。同时他自己性格上也是一个豪侠仗义之人。与其说是对中国的一种同情,不如说这样下去亚洲这些国家都沦亡的话,日本也就自身难保了。

时代周报: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梅屋先生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后来中国革命连续遭遇挫折,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梅屋先生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

小坂文乃:辛亥革命这个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以后,梅屋庄吉非常高兴和欣慰。但是可惜中国政局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梅屋庄吉对此只能寄望于和中国的革命志士能够保持一种长期的交往。他也知道,同时要跟很多革命家交往并予以支援对自己的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在这种困难的时代,他觉得对中国的事能够尽力就好了,也就是尽人事。

时代周报:后来孙文先生采取了联俄联共的政策,对此梅屋先生有什么看法呢?

小坂文乃:梅屋庄吉对此有一个明确态度是,他确信孙先生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孙先生是为了中国来进行革命的。所以他认为只要是孙先生的政策、想法或者行动,他就会不遗余力地去支持。所以尽管孙先生有了新的政策联俄联共,他与孙先生之间的友情仍然只增不减。这个还体现在,后来他给联俄联共的重要产物、和国共两党都渊源深厚的黄埔军校也捐赠了一座铜像,就表达了他的认可。

生命的最后一刻

时代周报:在日本被军国主义统治的时候,孙文先生的朋友,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犬养毅也被法西斯分子杀害,梅屋先生的人身安全受到过什么压力吗?

小坂文乃:这个危险性确实是存在的。梅屋庄吉曾经两次被日本宪兵队召唤过去,而且很多关于中日两国交往的珍贵历史资料都被当时的日本宪兵没收了。所以现在我们手头上的资料其实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时代周报:据说梅屋先生曾经接受了阻止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任务,却死在赴任途中,这是真的吗?

小坂文乃:具体的情况是为了改善这两国的关系,阻止中日战争,梅屋庄吉曾经两次跟当时的外务大臣广田宏毅会面建言。为了第三次见他,梅屋去了东京以东的郊区千叶县,当时广田是住在千叶。梅屋坐火车去,然后突然生病倒在站台上了,随后猝死,这是真正的事实。

时代周报:据说记载梅屋先生和孙文交往的日记,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公开。这种担忧主要是怎么样的呢?即使在二战以后依然有这么大的压力吗?

小坂文乃:关于这个问题,梅屋庄吉留下遗言,关于这段历史不要公开、不要外泄。之所以这么做,他有两大理由:第一,就是当时确实日中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他要保护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者跟自己相关的人的人身安全。他已经两次被宪兵队抓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不能再公开。另一个理由,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孙先生和梅屋两位都是男人,他们有一种男人之间的友情,即不必做了事情就要说感谢,心中默默记住,彼此心照不宣就可以了。

时代周报:孙文曾经对犬养毅说过:“中国的革命,是明治维新的第二步。”那么,在梅屋先生看来,中国的革命,对日本又意味着什么呢?

小坂文乃:他觉得中国革命的真正胜利,将是亚洲革命的关键,也将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带来真正的和平。

时代周报:孙文和宋庆龄的婚姻遭到宋查理的强烈反对。梅屋先生当时是怎么看待孙文和宋庆龄的结合呢?

小坂文乃:关于孙宋的结合,其实整个过程中梅屋庄吉的夫人德一直在努力争取。包括向宋庆龄传达孙文先生的爱,也就是表白,就是由德来完成。梅屋夫妇对于此事的基本原则是要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孙宋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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