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持之《中华民国史》12
卷本的完整出版,应该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民国史研究的盛事。这套书从立案到陆续出版,前后超过30
年,这是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当年参与其事的前辈学者已有多位故世,青年学生已成为中年学者,不久前又将尚缺的5
卷补齐,以全套出版,且在纪念辛亥百年之际,自然引发各界注意,相关报道不断。

马克思在《答布伦坦诺的文章》中说:“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马克思的话道出了档案材料的重要性。

该书并非为一次出齐,而是采取参与学者完成一卷出版一卷的方式,这也是该书为何会经历如此长时间完成的原因之一。从内容来看,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学术风格与资料运用,即使是同一学者在前后不同时期完成的书稿,语汇与资料运用亦有若干差异,因此很难对整套书作出评论,反而是因为这套书“半新半旧”的特性,从史学史角度来看,体现了中国大陆民国史研究30
年发展的轨迹。

近百年以来,我国各时期的政府都十分重视历史档案的整理与保存。

《中华民国史》总编李新在第1 编的“序言”中,说明全书分为三编:
把中华民国创立时期的历史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历史合在一起,作为第1 编;
把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作为第2 编; 把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历史作为第3
编。并说明第1 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之后,要继续撰写第2、3 编。第2
编的主要内容是: 袁世凯的窃国和败亡( 1912—1916) ; 皖系军阀的兴衰(
1916—1920) ; 直系军阀的兴衰( 1920—1924) ;
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北洋军阀的覆灭( 1924—1928) 。第3编的主要内容是:
国民党政权的建立( 1927—1930 ) ; 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的破产( 1931—1936) ;
国民党走上抗战的道路( 1937—1938) ; 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与积极反共(
1939—1944) ; 国民党窃夺抗战果实和玩弄和平阴谋( 1945—1946) ;
国民党军攻守的失败和国民党政府的覆亡( 1946—1949)
。尔后出版的各编各卷内容及主题标题基本上按照这个方向撰写: 第2 编第1、2
卷“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5 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 第3
编第2卷“从淞沪抗战到卢沟桥事变”,第5 卷“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第6
卷“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各卷的主题标题虽说是在总括全书,但在语词运用上多少代表了特定的观点,对于学术性史著而言,并不十分恰当。这次全书出版时,编者决定不再使用“编”的定名,同时将各卷的主题标题取消,一律改为以“卷”命名,以年代为区隔,笔者以为这个改变是一项进步,也显示新一代的历史研究者能理解在“中华民国史”的大前提下,避免渗入过多的意识形态,使全书单纯化。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3月黄兴、胡汉民、宋教仁等97人,上书孙中山要求设立国史院,孙中山批示同意。其后,几经周折,至1947年1月才在南京正式成立国史馆。1930年5月,也在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典藏着民国时期绝大部分国家级的重要档案。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国民党党史会的档案全部迁往台湾,而国史馆的档案均留在了大陆。

全书12 卷中有5 卷为新撰写者,即第4 卷( 1920—1924) 、第5 卷( 1924—1926)
、第7 卷( 1928—1931) 、第9 卷( 1937—1941) 、第10 卷( 1941—1945)
,按照各卷“前言”所注时间,完稿应在2010 年10 月至2011 年5
月间,实为该卷所研究时段之最近研究成果。从5
卷的撰写者及其所使用资料来看,与已出版7
卷相较,有相当差异。就撰写者而言,5卷中除少数前辈学者外,多为50 或60
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学者,他们的成长环境、学习条件以及训练方式等与上一代颇有差异,对民国史上若干问题的认知亦不尽相同,反映在书中,呈现出前后卷或章节不同的陈述,如笔者注意到北京政府时期,对于直系、皖系、奉系等的提法,之前出版各卷均使用一般习称的“北洋军阀”,而在新出版的第4
卷中则用“北洋军系”,“军阀”与“军系”虽一字之差,但所显现出的学术性大不相同。编者亦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以民国史研究室署名之“出版前言”中特别说明:以前未出的5
卷为新撰,但因各卷作者的学术经历与学术风格有别,其中某些卷的某些章或与其他卷章的写作风格有异,本着百花齐放的精神,我们尊重作者的处理,基本保持了作者写作的原貌。另一方面,在资料的搜集上,新撰的5
卷几乎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取材,除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各省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外,资料搜集范围扩展到台湾及美、日等国的相关史政或档案典藏机构。以5
卷所列“参考文献”中“中文档案文献”为例,第4、7、9
卷列有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第5、7、9、10
卷列有台北“国史馆”、中研院近史所、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藏相关档案,第9
卷有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居里档案》、《宋子文档案》、《杨格档案》、《张嘉璈档案》等及日本外务省史料馆藏《日本外交档案》,第10
卷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顾维钧文件》等。此项资料搜集范围的扩大,有助于对相关问题的厘清,如第9
卷中论及蒋介石于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之应变,引用《蒋介石日记》相关记事,说明“当时蒋介石确实考虑不惜与日本的侵略进行军事抗争”(
第9 卷,第21 页) ;
同卷关于战时金融体制确立的经过,亦引用蒋氏日记记事,说明国民党最高当局对政府金融系统进行高度集中安排的背景与原因。

1951年2月,以原国史馆的史料为基础,并接收了原国民党政权各部门残留在南京等地的档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1964年4月更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出版前言”中有以下一段话:
“我们深知,《中华民国史》十二卷本虽然全部出齐,但囿于我们的水平及种种主客观因素,全书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诸如研究对象主要局限在当年统治政权的政治、军事、外交层面,而于经济层面有所欠缺,思想、文化、社会层面新成果与新希望:《中华民国史》出版笔谈则基本未涉及。”(
第1 卷,“出版前言”,第4 页)
实际上,在新撰写的各卷中,前言部分都有类似的说明,尤其是在第7
卷,作者用了相当篇幅说明偏重政治史的原因,强调“与我们对政治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关”,表示“哪个时代的社会变迁不和政治密切相关,不是政治大变动的产物?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忽视政治史研究,更无理由轻视政治史研究”( 第7
卷,“前言”,第5 页) 。然而《中华民国史》以“政治史”为主,不是在新撰写之5
卷中才出现的问题,为什么在前7
卷似乎是理所当然,而在新撰写的部分要特别提出来说明?
显然与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势有关,大陆的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与外界沟通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要提出来说明,也显示大陆民国史之研究方向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着从1912
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时期各中央政权的大量档案,其中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广州大元帅府、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的珍贵档案,有北洋政府各院、部、会、署、厅的档案。南京国民政府的档案,是该馆典藏的主要部分,数量也最多,包括国民政府五院和各部、会、局、署的档案。除此之外,还有汪伪政权和其他汉奸政权的档案、着名人物的档案等。如果将该馆档案排列起来,总长度可达40余公里。显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资料宝库。

《中华民国史》的研究重点既然“局限在当年统治政权的政治、军事、外交层面”,派系政治之探讨自然不可避免。书中“北洋政府时期”,自袁世凯统治结束后,基本上以派系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为分期进行陈述,第3
卷为皖系统治时期的政治斗争与变化,第4 卷为直系控制北京政府时期,第5
卷为直奉战争后的北京政治;
“国民政府时期”虽然没有那么强烈的派系控制,但是派系政治仍然是这个时期的论述重点之一,第7
卷中有将近一半的篇幅在论述“以蒋介石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各派政治、军事势力,由互争正统和派系利益到联合统治基本确立的过程”(
第7 卷,“前言”,第1 页) ,第12
卷亦从“派系纷争和冲突”的角度说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历史档案的整理与保存。在建党初期,在十分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也保存下来一些珍贵史料。这些材料成为研究党的早期历史的重要依据。

“派系”是民国史研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不仅是政治、军事上有派系,教育、文化、财经、社会等领域,亦各有派系的存在,这些不同领域的派系,往往重叠,如政治与军事的派系有时就不容易区分,不过研究者关注的通常还是政治上的派系,他们不但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而且可以透过政治的力量渗透到其他领域,较其他领域的派系能发生更大的影响力。

1936年后,中共中央和革命根据地的军政机关,逐步建立档案管理机构,进一步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但是残酷的战争也给档案史料造成重大损失。艰难保存下来的一批革命历史档案,1949年后运往北京。1954
年,设立了国家档案局,1959年又建立了国家档案馆。各省市也相继建立了档案局,从而由上到下建立了一个收集、整理、保存历史档案的完善的档案事业体系,为历史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中中央档案馆存有档案66万卷,资料150万册,声像档案8500余盘。其范围包括:中国革命先驱者们在从事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等活动中形成的档案资料;中共中央及其直属机构和派出机关形成的档案资料;苏维埃红色政权、抗日民主政权、解放区民主政权及政协、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形成的档案资料;中央国家机关形成的档案资料;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老一辈革命家、着名社会活动家的手迹、书信、日记等,还有与馆藏档案有关的声像档案、照片档案及党、政、军、群机关编辑出版的报纸、刊物和各种文献资料。

从北京政府到国民政府,政治上大小不同的派系一直存在,而且越演越烈,学者分析派系斗争是促使国民党统治中国最后走上失败的原因之一。派系是组织内部成员因主张或利益等因素相结合而形成的非正式团体,一般而言,派系的规模不大,其组成大多依靠与派系领导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如同乡、同学、血缘、亲缘等相结合,但是结构松散,领导人对于成员没有约束,部分成员在各个派系中游走。

“文革”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又相继建立了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机构,不仅征集了许多口碑资料,也征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

北京政府时期的派系较容易掌握,以袁世凯的北洋系为主,衍生出皖系、直系、奉系三个主要的系统,相继掌控北京政府。它的特色是政治与军事合一,既是政治上的派系,也是军事上的派系。单独属于政治上的派系,有交通系、政学系、新交通系等,而交通系、新交通系除了政治上的影响力外,也是财经界的重要派系。军事上,除了皖、直、奉三个主要的派系外,中或小的派系还有很多,如文公直在《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中,依地区划分,撰述各个军系的军史。

如前所述,国民党当局去台湾时,也带走一批重要历史档案。这些史料,主要保存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据说它收藏的档案有45
万件以上,多是国民党的原始档案。如孙中山的手稿、墨迹、着述、函件;重要人物的信札、日记、着作;国民党各个历史时期的史料及历次历届全国代表大会、全会、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会议原始文件等。另一个收藏历史档案的重要机构,是在台北新建的国史馆。据称,它收藏的各种史料达400余万件。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到1948年间的档案及一些人物专档。近年,蒋介石的“大溪档案”也移交到国史馆保存。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着一批北洋政府的经济和外交档案。其他有关部门还保存着战争年代国民党获取的共产党档案以及军事档案。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及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两岸的历史档案部门将会为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国民政府时期的派系较为复杂,郭绪印在《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中,列举了西山会议派、改组派、胡汉民派、李济琛派、陈济棠派、冯玉祥派、阎锡山系、桂系、云南实力派、川康实力派、张学良、韩复榘、西北马家等,以及蒋介石系统的黄埔系、特务系统、CC
系、新政学系、朱家骅派、蒋经国系等;黄埔系又有何 、陈 两派;
特务系统则有中统、军统两系。金以林在《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中,则将国民党的派系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如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晋系阎锡山、桂系李宗仁,以及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
一类是指在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已经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导人及其追随者之间形成的派系,又可分为两种型态,一种是为掌握党的正统权力机构而形成的派系,如汪兆铭、胡汉民、蒋介石、孙科、西山会议派等,另一种是以蒋介石为核心而分立竞争的派系。郭、金两人所列举的国民党派系大致相同,亦符合外界对国民政府时期派系的认知。但是就整体而言,金以林对国民党派系的分类较有系统,亦更能看出各个派系中间的差异。

近年来,档案部门陆续公布、出版了一批档案。这些历史档案是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史料。

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派系,以军系或军系领导为主之相关研究较早,成果亦较多。西方汉学界曾于1970
年代有大量的派系政治或军系研究出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派系政治的整体研究,如白鲁恂(
Lucian W. Pye) 、齐锡生、陈志让、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等,一类是军系领导或军系之研究,如葛麟( Donald G. Gillin)
的阎锡山、薛立敦( James E. Sheridan) 的冯玉祥、麦柯马克( Gavan
McCormark) 的张作霖、吴应銧( Odoric Y. K. Wou) 的吴佩孚、苏堂栋(
Donald S. Sutton) 的滇系、赖芮( Diana Lary)
的桂系研究等。台湾方面在1980
年代也兴起一股北京政府时期派系政治或军系领导者的研究,如梁士诒与交通系、冯玉祥与西北军系、唐继尧与滇系、孙传芳、唐生智、吴佩孚、陈济棠等,惟大多为学位论文,少有出版。大陆方面,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相关省市档案馆在内,典藏大量北京政府时期的档案及文献资料,对于北京政府相关研究,具备优良的条件,但是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料汇编,来新夏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曾系统整理了北京政府时期相关资料,各自完成一套名为《北洋军阀》的史料汇编,相关档案馆亦编辑多种以人物或事件为主题的档案选辑;
学术论著较少,近年有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与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等通论性研究出版。《中华民国史》第2
卷至第6 卷为北京政府时期,其中新出版之第4 卷( 1920—1924) 、第5 卷(
1924—1926) 应为这个时期的最新研究成果,但是从各卷的“参考文献”来看,除第4
卷笼统列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洋时期档案”外,其余各卷似乎较少参考这批资料。笔者于多年前,曾在该所查阅“特藏资料”,发现其中有冯国璋、王怀庆、王占元、张志潭、白坚武等函札、电稿、日记,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北京政府相关作为或探讨各个派系组成与运作等,有相当参考价值,日后或可作进一步运用,以提供更多或更清楚的史事分析。

《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

国民政府时期的派系研究较北京政府时期为少,早期如易劳逸( Lloyd E.
Eastman)
、田弘茂等对国民政府之相关研究,曾对国民党内的派系有概略性探讨。国民党的派系研究,大多集中于孙中山逝世后党内各派系的竞争与合作,如蒋永敬、许育铭、陈红民、金以林等对蒋介石、胡汉民、汪兆铭三系及其相互间关系的研究。蒋永敬从胡汉民的研究开始,以党权、军权的发展为主轴,探讨胡氏在国民党内地位之消长,以及胡氏与汪兆铭、蒋介石的权力分合,可以说是国民党派系研究的奠基者。惜蒋永敬受环境限制,对于胡、汪、蒋关系的分合,主要集中在1925
年孙中山逝世后至1931
年汤山事件这段期间,未能对汤山事件后的发展作更深入的讨论,此一方面在陈红民及金以林的研究中,有较多的发挥。许育铭是少数对于抗战前的汪兆铭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旁及汪兆铭与蒋、胡的关系。抗战时期及战后,齐锡生、薛立敦曾有相关讨论,近年王奇生、汪朝光、张皓、王良卿等亦有研究,但相较战前而言为少。

1942年至1944年,中共中央为了使全党对历史上所犯的几次错误,统一认识,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因而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了帮助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毛泽东主持下,编辑出版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两部书。

自1936 年5 月胡汉民逝世、1938 年4 月建立总裁制、1939 年1
月汪兆铭被开除党籍后,胡、汪两系式微,国民党内形成蒋介石独大的局面,其他如西山会议派、孙科派、大同盟派,以及部分地方实力派而参与党政活动者,如桂系、阎锡山系等,大多依附蒋氏。蒋介石身兼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三职,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此时国民政府或国民党派系主要为蒋氏之追随者所分化出者,包括CC
派、朱家骅派、政学系、黄埔系、青年团等,彼此间存在竞合的关系,但是俱以蒋氏为领袖。这一部分的资料大多见于相关人士之日记、回忆录或口述访谈等,除部分当事人坦言派系属性外,大多持否认态度,特别是被认为派系领导人者,如陈立夫更指称此种说法为反对者之造谣、毁谤。政治学者曾以监察院及立法院为对象,透过访谈方式,并分析院内各项选举倾向等,推测各个监察委员及立法委员之派系,虽有相当成果,却难以获得当事人认同。

《六大以来》是1941
年12月在延安编印的有关党内文件,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内容包括1928年至1941年11月间中共历次会议的决议,中共中央的决定、指示、布告、宣言、声明等,涉及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及工青妇运等。约收录文件500篇。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六大以来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斗争活动。这些文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具有很高的价值。战争年代一些散失了的文件,在《六大以来》中都保存下来。

因此在论及国民党内派系问题时,如果没有充分的资料,很不容易进行。以目前研究成果较丰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监委员选举为例,所以能以此为案例,进行国民党派系政治或派系竞逐研究,关键在于可以参考的资料较多,除了日记、回忆录、新闻报道外,还有军统关于六全大会召开时各派系争斗倾轧的情报辑录等档案,内容较明确。不过这种情形,自《蒋介石日记》公开后,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在日记中对于党内派系领导人及派系运作,有颇多记录,可使研究者对于国民党内派系问题有较以往清晰的认识。如笔者曾阅读1945
年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监委员选举,1948
年行宪后首任行政院院长问题,1948 年底第二任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及1949
年下野前后等时期之日记,从相关记事不仅可以了解国民党内派系存在的事实,亦可以看出蒋氏或国民党中央与派系之关系、国民党内派系合作与竞争等问题。当然学者不可能完全依据《蒋介石日记》理解战后国民党派系问题,但是随着《蒋介石日记》之公开,使学者可以重新检视国民党内的派系政治。

《六大以前》是1942年10月编印的,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内容主要是中共创立至六大前一些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文章,也有一部分党的决议、宣言、政纲等。主要取材于中共的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等。

①均见王洪波《〈中华民国史〉能否成为26 史?》,《中华读书报》,2011 年10
月26 日,第9 版②石剑峰: 《〈中华民国史〉:
从“险”学到“显”学》,《东方早报》,2011 年9 月15 日,第B03 版。

这两部文件资料汇编,来源可靠,内容准确,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依据。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五十年代,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中共历史文件公布甚少,给教学研究带来一定困难。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了适应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教学需要,1957
年印刷了一套《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共三批,均活页文选。其内容主要是中共历次代表大会宣言,六大以后几次全会、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还有中共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指示。这批材料,除《六大以来》,在五十年代是选印党内文件最多的一套资料汇集。由于它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因此材料来源可靠,内容准确。但它主要选编了一些党内会议和党内斗争的文件,取材面不广,有较大的局限性。该套资料,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1980年至1981年间,由中央档案馆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和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一大至六大的决议、宣言、党纲、党章等。这些文件虽然有的曾经公开发表过,但是版本甚多。中央档案馆根据档案再次刊布,增加了史料的可靠性,成为研究中共历史的基本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中央档案馆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在原《中共中央文件汇编》基础上选编,并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1983年开始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陆续出版,共计16册,内部发行。1989年至1992年再版公开发行,改16开本16册为大32开本18册,总计800万字。它是当前规模最大的一套中共中央文件选辑,选材范围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内容包括中共中央各个时期各方面的正式文件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报告、文章。涉及的面较为广泛,反映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历程。其中许多文件首次公布。由于“选集”是中共中央档案文献部门编选的,因此这套史料的准确性、权威性和学术价值是很高的。

《中共党史资料丛书》

为了配合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八十年代以来,由中央档案馆陆续编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其内容主要是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问题。如《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北伐战争——资料选辑》、《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秋收起义——资料选辑》、《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和《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等。主要取材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如《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是二三十年代中共对时局的分析,并由此提出了党的斗争任务和策略方针,都是第一次公布的档案文献,是研究这一时期革命运动的重要依据。

1949年以前,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曾在南京编印出版过《革命文献丛刊》。到台湾后,1953年继续出版,称《革命文献》,由罗家伦主编,将党史会收藏的档案史料选编出版,目前已经出版117
辑。它是目前台湾地区出版的最大的一套档案史料汇编。它按照时间顺序,选印兴中会史料、同盟会史料、辛亥革命史料、讨袁史料、护法史料、中华革命党史料、中国国民党改组史料、国民革命军统一两广史料、国民政府政治建制史料以及抗战史料等。它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五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曾挑选一批民国时期重要档案,汇编成《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共244
册,2190万字。七十年代末,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上述汇编基础上,编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由江苏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目前已出版四辑45
册,并继续出版。它的史料,主要选自南京临时政府、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档案。它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外交、文化教育和群众运动等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国历史的步伐。它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套档案史料汇编,是研究中华民国史的必备参考书。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

澳门新葡亰网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编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同时,又编辑了专题性的档案资料丛刊,分别由一些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的有《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直皖战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变》、《善后会议》、《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周佛海日记》、《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等。“丛刊”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档案史料,对推动这些专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辑,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它按照专题分若干卷,如“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伪满和汪伪政权”、“东北历次大惨案”、“伪满警宪法西斯统治”、
“华北大扫荡”、“日军在各地暴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等。它反映了日军自1931年至1945年间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残酷暴行,它主要取材于各主要档案馆馆藏史料,是目前出版的最重要的一套大型的日本侵华史料汇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这套资料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根据典藏档案,由秦孝仪主持在台北出版的。主要内容包括抗日战争的背景、作战经过、战时外交、战时建设、抗战时期的中共活动、伪政权伪组织和战后中国等方面。编者在“前言”
中说:“所收史料,绝大多数为未经发表之档案,一般性之史料及业经公开发表者,不予收录。”可以说,这部档案汇编,对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蒋介石的政策、中外关系、国统区和沦陷区,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地区或专题性的档案史料

除上述大型档案资料汇编外,近二十年来我国也公布和出版了一批较重要的地区性或专题性的档案史料。如:各省市档案馆,编辑出版了一批反映省区历史的档案材料。这方面的材料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由上海档案馆编选,内容有《1927
年上海商业联合会》、《辛亥革命在上海》、《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由山东省档案馆等编选,共出版
23辑,反映了1923年至1949年10月间中共山东地方组织、群众团体和地区行署的各方面活动,为研究山东地方历史提供了可靠依据。其他的还有《河北省档案史料集》、《辽宁省档案馆档案史料专辑》、《江苏革命史料选辑》、《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安徽现代革命史料丛书》、《福建档案史料丛书》、《福建省档案史料集》、《广东档案资料丛刊》、《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广西历史档案资料选编》、《云南档案史料丛编》等。这些档案史料均由有关省区的档案馆选编出版或内部发行。对相关省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专题性的档案史料,各档案部门则不断选编出版,数量很多,不胜枚举。如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联合编辑、档案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档案资料选编》,选录了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约321
件。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辑录了重庆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成都市档案馆、昆明市档案馆的档案,对国民党如何迫害《新华日报》提供了确凿史料。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合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为中外学者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可靠依据。由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联合编选,对深入研究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提供了新材料。

有些档案馆还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将档案做成缩微品,方便研究者使用。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做的缩微品有《南京临时政府档案》137卷,《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档案》138卷,《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档案》47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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